王登洲:“我无愧于我的选择,也无悔于我的青春”

口述:宁夏银川 王登洲 99岁

整理:李泽旭 王建清

1926年,我出生在直隶饶阳县(今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)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1937年,冀中平原被日军占领,鬼子到处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1941年,刚15岁的我就被他们抓去做民夫、干苦力。

有一次,我赶牛车运货,缰绳缠住了牛蹄,车走不动,绳子也解不开。押车的鬼子不分青红皂白,抡起枪托就朝我狠狠砸来,一下、两下……我的后背被砸得青紫,头也被砸破了,血直往下流。从那一刻起,我对日本侵略者的恨,就刻进了骨头里。“誓死不做亡国奴”的信念,从此深深扎进了我心里。

我母亲虽然不识字,但经常在村里听说书人讲《杨家将》《花木兰》的故事,心里早早就明白了什么是家国大义。1943年,她毅然决然地把17岁的我送去参加八路军冀中抗日游击队。

那时日军装备精良、弹药充足,抗日游击队里则大多是大刀和土枪。敌我力量悬殊,不能硬拼,我们就打游击战:敌来我走,敌驻我扰,敌退我追。我们分组协作,互相掩护,扒铁路、剪电线、埋地雷,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通信设备。

有时候,我们也趁日军外出“扫荡”、炮楼空虚,悄悄摸进去偷袭,打冷枪、放火、爆破,搅得他们不得安宁。一次夜间,我们在执行破坏铁轨任务时被鬼子发现,炮弹接连袭来。我急忙卧倒,不料被一块炸起的冻土狠狠砸中,头顶鲜血直流的我当即昏迷了过去。

因为我个子高、机灵、跑得快,又严守纪律、忠诚可靠,就被选派担任游击队的通信员,专门传递情报。那时候送信非常危险,我曾数次被日伪军盘问、跟踪,甚至遭受严刑拷打,但都靠沉着应对化险为夷,始终没有泄露党和部队的秘密。

1945年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,我和战友们抱在一起,欢呼雀跃,泪流满面:“我们赢了!战友们没有白牺牲,血没有白流……”

后来,我随部队南征北战,参加解放战争,多次负伤,与死神擦肩而过,身上至今留着疤痕。1950年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。当时我正在解放军石家庄步兵学校任教,一听到消息,便立即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,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从朝鲜回来后,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,先后支援北大荒、大西北建设,把满腔热血投入祖国经济建设的热潮。

我这一生的信念很坚定:坚决跟着党走,坚决完成任务,不管多困难,决不动摇。如今看到山河锦绣、国泰民安,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我无愧于我的选择,也无悔于我的青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