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

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。75年前，志愿军战士们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在冰天雪地与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，以无畏之姿捍卫正义与和平。

在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之际，一起聆听6位抗美援朝老兵讲述烽火岁月，重温热血青春，铭记伟大抗美援朝精神。

秦良和：“ 许多战友牺牲了，不少战友负了伤，但大家从没想过退缩。”

1932年2月，我出生在四川广汉的连山镇。20岁时，我响应号召，主动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当时我们从广汉坐汽车到达陕西宝鸡，又从宝鸡坐火车赴朝作战。

到达边境线后，部队就教我们唱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，我们唱着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”，经过3天急行军到达前线阵地。

一到前线，我所在队伍就接到了坚守驻地的任务。当时敌人要反攻我们的驻地，我们守在一条只有一人宽的坑道中。敌人一出现，我们就扔手榴弹、用冲锋枪射击，形成一道以肉体筑成的防护墙。敌人反攻了七八次，都被我们打退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这处阵地坚守了20多天。等到换防时，这支去时2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20多人。许多战友牺牲了，不少战友负了伤，但大家从没想过退缩。

后来，我又跟着队伍战斗。当时往前线去要经过汉江，那时汉江已被敌人封锁，敌人的炮弹从天上一刻不停地往下扔，机枪不停地扫射。我们只能背上枪，一边挂上4个装满子弹的弹包，一边挂着手榴弹，蹚着汉江水跑过去，稍不注意就会牺牲在封锁线上。

有一次，敌军的一个连攻打我们的阵地，我们顽强抵抗。我冲在前面向敌人扔手榴弹，又用冲锋枪向敌人扫射。突然，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在我脸上，我瞬间失去了意识。听战友们说，他们把我抬回驻地医院时，我已经浑身是血了。

那次冲锋对打击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。进了医院后，我们连队指导员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：“小秦，你在战场上很勇敢。你表现得很好！”时至今日，这件事我仍记忆犹新。

唐章洪：“我们就这样坚持战斗，直到最后一发炮弹发射完。”

1935年12月，我出生在四川中江。不到16岁，我就参军入伍，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炮团的一名迫击炮手。

跟随部队到达前线时，战争正处于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。1952年4月，我所在部队接手中线阵地的五圣山、西方山、金化、平康和铁原地区，在这一带进行防御作战。

我们白天隐蔽休息，晚上修筑工事，挖战壕、交通壕。每次战斗，我们连炮弹都打得非常准，成为坚守阵地的重要力量。一天下午一两点，敌人突然偷袭，向我们发射炮弹，想要破坏我们连的防御阵地，还派来野马战斗机沿着山梁超低空飞行，扔下很多炸弹。

其中有一枚炸弹在距离我们的工事只有四五米的位置爆炸了。炸弹掀起的冲击波把我们的工事炸毁了。我当时正在附近擦拭火炮，掀起来的土石把我埋进了坍塌的工事。旁边的战友见状，赶快来搬石头、刨土块，把我从土里挖了出来，带回猫耳洞抢救。过了20多分钟，我才苏醒过来。

我苏醒后又马上投入战斗。一连连长派通信员传达命令，说前沿阵地失守，敌人正在向连部所在的主峰发起攻击，我们如果还有炮弹，就赶快去阻止主峰阵地上敌人的进攻。我立即让战士清点炮弹，发现我们只有20多发炮弹了。我让大家把射击瞄准角度调整到85度以上、90度以下，这样可以打几十公尺，每人留下一发炮弹当手雷，其他的都打到主峰阵地。我们就这样坚持战斗，直到最后一发炮弹发射完。

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我歼敌620多人，战后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1次，还荣立一等功2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3次，被誉为“给炮弹安上眼睛的炮手”。如今我的额头上还有一块硬币大小的疤痕，正是在上甘岭战役中留下的。

徐恒江：“哪里被轰炸得厉害，哪里就是通信兵要到的地方。”

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，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一〇二师五〇六团二营，成为一名通信兵，负责保卫鸭绿江大桥的通信。

我现在还记得，当时我是二营电话班班长，为了保证电话畅通，每个组都要预留备用电话机和10多米长的电话线。只要前线电话一响，就代表有通信线路断了，我们就背着电话线去最危险的前线抢修。大家都说，哪里被轰炸得厉害，哪里就是通信兵要到的地方。有时备用的电话线用完了，我们就这只手接一个线头，那只手接另一个线头，用身体导电，保证临时通信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战斗是在1952年，那次团部雷达侦察到敌人派出B-29重型轰炸机袭击我们的部队。团部接到消息后，立即通知各营轰炸机袭击的方位，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。我们电话班一共10多个人，马上开始行动，保证任务指令能够第一时间准确传递到各个阵地，让各营躲过敌机的袭击。因为通信及时，我们五〇六团还在丹东长甸河口一举击落3架F-84战斗机。

2020年，89岁的我有幸再次回到丹东鸭绿江边，再看看那座令我终生难忘的大桥。牺牲的战友们、同志们，你们的血没有白流，如今的祖国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幸福，我替你们见证了！

李明：“这段记忆刻在脑海里，我回忆起仍会止不住地哽咽。”

1952年1月，我响应“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”的号召参军入伍，当时我只有18岁。我们部队每个连都有3个教员，我和一位来自山东的张教员住在一个屋子，他比我大七八岁，特别照顾我。有一次，队伍遇到敌军偷袭，敌机往地上扔了一枚大炸弹，大炸弹落地炸开时，从里边蹦出来很多小炸弹，我们管这种炸弹叫“子母弹”。这些小炸弹有时不会马上爆炸，所以战斗结束后必须及时排除，否则会影响朝鲜老百姓的生活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们连和二排的几位战士接到命令去排弹。我们的战士很聪明，在一根长绳子的一头系上活扣，把扣套在小炸弹上，人跑到远处卧倒，一拉绳，炸弹就在原地爆炸，不会伤到人。

一个朝鲜老百姓来向我们求助，说他家门口的水井边有一颗小炸弹，请我们帮他把炸弹排掉。我们到了才发现，炸弹距离老百姓家的水井和房子都很近，炸弹就地排爆会把老百姓的房子和水井炸坏。张教员便主动说，他亲自去。他用手把炸弹攥紧合上，想拿到远一点的地方再扔出去，可没走几步，手一哆嗦，炸弹原地爆炸了，他的右腿鲜血直冒。我和战友们还没来得及把张教员送到医院，他已经停止了呼吸。70多年过去了，这段记忆刻在脑海里，我回忆起仍会止不住地哽咽。

朱云华：“在猛烈的炮火轰炸下，阵地依然被我们守住了！”

1949年7月，我参军入伍，进入军校学习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我积极响应号召，申请入朝作战，被分配到六十七军一九九师炮兵团，成为一名炮兵。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，我们迅速挺进，采取近战、夜战的战术，进行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次战役，后来打到汉城（今韩国首尔）。当时，我们的战士每人配一袋炒面、一袋炒米、两块压缩饼干，再加上枪、大约200发子弹和4颗手榴弹。这些弹药和粮食能支撑一名战士打7天。敌人摸清了我们这套供给体系，把对我们发起的战役称为“七天战役”。

在第二次仁川登陆战斗中，敌人将我们围困，直到第七天才发起进攻。当时我们的粮食耗尽、弹药不充足，后方的补给难以送达，可我们依旧顽强坚持，反攻推进到三八线附近的上甘岭一带。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上甘岭防御战。

这一战打得十分惨烈，战士们拼命坚守，浴血奋战。因为上甘岭如果失守，我们的部队就要倒退200里，再没有高地可守。等接到换防命令时，我们脚下的土都染满了鲜血，队伍只剩下7个战士。在猛烈的炮火轰炸下，阵地依然被我们守住了！敌人始终没有攻占上甘岭！

周修平：“‘学习一生，战斗一生，保卫祖国’，这句话激励了我一生。”

1933年，我出生于上海。17岁时，正在上海虹口中学读书的我选择参军报国，成为一名空军战士。1952年，我接到命令加入空军第三师入朝作战。当时美国飞机型号多样，美国飞行员的飞行时长几乎都在1000小时以上，而我们的飞机数量很少，飞行员飞行经验也很匮乏。虽然敌强我弱，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丝毫不怵，英勇出击。

我至今还记得，一次空战，战友罗沧海1分钟击落了3架敌机，打了一场漂亮仗。当时我们与敌机在空中发生遭遇战，双方互不退让，敌机直挺挺向我们冲来，距离战友罗沧海的飞机越来越近。罗沧海的飞机与第一架敌机只有340米远，与第二架敌机只有240米远，打到第三架敌机的时候，距离太近了，只有145米。罗沧海凭借精湛的技术把3架敌机接二连三击落，还在距离敌机145米处用照相机拍下敌机机翼，上面的“USAF”字样清晰可见。这一仗的空战记录胶卷，现在还保存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庆阅兵时，我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，心里倍感光荣。后来，我调整岗位，到空军第十一航空学校任教，将自己的飞行经验编写成多套空军战术教材，希望能培养出更多人民空军飞行员。“学习一生，战斗一生，保卫祖国”，这句话激励了我一生。

整理：中国退役军人·全媒体记者 赵晨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