烈士回家的“提灯人”
“爸爸，您的女儿来接您回家啦！”孙一芳烈士70多岁的女儿坐在轮椅上，朝向烈士牺牲的海域大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。“常维运烈士，我们来接您回家了。”在烈士牺牲的海边，常维运烈士的亲人们手拉着手，端着海水，捧起沙土，迎接常维运烈士回家……
2023年“‘5.18’海战69周年祭”，浙江宁波“我为烈士来寻亲·客葬异乡英烈回家志愿服务项目”创始人孙嘉怿看到此景感动得流下了欣喜的泪水。这一刻，她之前所有的委屈都消失在这片海域。
7年里，孙嘉怿和她的志愿者团队跨越了7个国家，行走了25个省份，踏过718座境内外中国烈士墓地，收集整理烈士信息3万余条，成功帮助全国各地1328位烈士找到亲人，点亮了烈士回家“团圆”的灯塔。
一次有“备”之旅
2023年6月24日，记者如约拨通了孙嘉怿的电话，后者在电话中聊起了她11年前的那次有备而行的蜜月之旅。
“那么远的路程、那么偏僻的地方，你怎么会选择带丈夫到烈士陵园旅行呢？”孙嘉怿说：“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，父亲是一名退役海军，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，外公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侦察兵。这次有备之旅还要从外公说起。”
“小时候家里还有外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纪念章，后来就找不到了。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经历过什么？那么多抛头颅、洒热血的先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？”
为了解外公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，2008年，孙嘉怿加入老兵志愿者服务群。她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次出差都要去当地的烈士陵园拍些照片，然后将自己的感受发到微博上。
“越是偏远的烈士陵园，去的人越少，我们到边境线上看望烈士吧！”2012年4月，孙嘉怿和丈夫蜜月旅行去了云南，国殇墓园、麻栗坡烈士陵园……搭便车、住农舍，有鲜花的地方就买束鲜花，没鲜花的地方就买些小笼包、水果作为祭品，他们半个月里去了10多座烈士陵园。
“每到一座烈士陵园，我都会挨个查看墓碑上烈士的详细信息，发现许多烈士牺牲时只有20多岁、和自己年龄相仿后，很是震惊。在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他们的事迹，让我震惊：有的烈士为了引开敌人，身体被炸成两截；有的在身上绑满手榴弹，与敌人同归于尽……”
“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腾冲那站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一名浙江义乌籍的参战老兵，战争结束他就留在腾冲了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”“啊！你们是从老家来的，你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” 参战老兵对孙嘉怿夫妇格外亲切。
一个人的寻亲之路
2008年，刚参加工作的孙嘉怿，在朋友的引荐下加入一个关爱老兵的志愿服务团队。
“老兵们经常给我讲起自己牺牲的战友，由此我对烈士产生了崇敬之情，常常一个人通过网络等途径查询烈士信息，替老兵寻找牺牲战友的安葬地。”
2012年，孙嘉怿带着云南之旅的“成果”，回来后第一时间在网上分享了烈士陵园的相关信息，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旅行时到烈士陵园走走看看，为长眠的英烈们送上一束鲜花。就这样，孙嘉怿迈出了帮助全国各地烈士寻找亲人的第一步。
节假日是孙嘉怿最忙碌的日子，她会穿上那套黑衣服，背上双肩包，一手捧着鲜花、一手提着水果去祭奠烈士。“在日常的走访中，我发现许多烈士的信息里都没有烈士的具体安葬地，导致很多烈属查到了亲人的姓名，却找不到亲人的安葬地，无处祭奠亲人。也有许多烈士墓长期无亲属祭扫。”
“在为烈士寻亲时遇到过困难吗？”也许这句话触动了孙嘉怿，她停顿了数十秒后说：“起初，寻亲之路并不顺畅。籍贯不详、番号不详、重名人数众多……有时候还会遇到他人的不理解。每当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会陪着烈士亲属去祭扫，每完成一次祭扫，帮助烈士亲属完成一次心愿，我就很有成就感，感觉做这件事十分有意义。”
“我还记得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都是用最笨的方法去做这件事。当拿到烈士的相关视频资料，我先从视频的每一帧中截取烈士的名字，收集整理冗长的名字资料，再去中华英烈网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数据库中双向比对，然后将1000多份烈士资料，按照省份、城市分开发布，引发不少人关注。”
“2017年初，一位安徽的烈属看到微博上的信息后，辗转联系上我，请我帮忙找在宁波牺牲的王心恒烈士的陵墓。”孙嘉怿几乎走遍了宁波的烈士陵园，在最终看到“王心恒”三个字时，她就像找到亲人一样兴奋，马上给烈属打电话，又买来水果、烟酒，祭拜烈士。
“我们发布的寻亲信息不再石沉大海，像一个个小灯泡，原来是灭的，现在都被点亮了，有了回应和收获，我感到做这件事非常有意义，动力也更足了。”每次聊起这个，孙嘉怿总会特别高兴。
一群人的“回家”之路
2018年4月，孙嘉怿等志愿者陪同60多位烈属去朝鲜寻亲。此行，大多数烈属“接到”了自己的亲人，但仍有人没有找到亲人的安息地。
从朝鲜归来，孙嘉怿越发感到为烈士寻亲这件事的紧迫。在她的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“我为烈士来寻亲”志愿服务队，其中不乏历史、军事等领域的专家。
“褚萃文烈士是找得比较艰难的一位。”孙嘉怿说，2018年，褚萃文的家属向她求助，提供了3张烈士证，但每一张的牺牲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。第一轮寻亲行动费了很大力气，可惜未能成功。2020年，烈属再次找过来，原来，烈士的女儿已经病重，躺在病床上还记挂着要“找爸爸”。
于是，孙嘉怿再次发起志愿寻亲，并根据褚萃文所在部队当年行进的路线，发动浙江、安徽等5个省的志愿者联合行动，挨个排查烈士陵园，不放弃任何一处当年部队经过的地方。
一个月后，孙嘉怿接到了河南睢县志愿者的电话，他们发现了一位叫“诸华文”的烈士，除名字有偏差外，番号、出生年月、籍贯、职务、牺牲时间都与烈属提供的一张烈士证上的信息吻合。经烈属、陵园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再三核对，最终确认“诸华文”就是褚萃文。时隔70多年，烈士终于和家属“团聚”了。
坚持多年，孙嘉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和她一起为烈士寻亲。如今，他们已经是一支由400多人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，建立了全国首个烈士安葬地信息数据库，内含3万多位烈士的信息，包括出生年月、家庭住址、部队番号、牺牲时间、安葬地点等。
每一次寻找，都是在告慰先烈。孙嘉怿说：“我要做烈士回家路上的‘信使’，点亮烈士家中的‘团圆灯’，即便将来自己年龄大了，也要让自己的女儿继续坚持做下去。”
（中国退役军人·全媒体见习记者 朱俊山 徐亚文 特约通讯员 殷忠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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