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白发少年”的热土与荒丘

文/王子冰

  不久前,霍巍刚刚度过了自己65岁的生日。对于多数人来说,65岁已经是界定一个老年人的起始年龄。然而对于他来说,一切好像才刚刚开始。

  “时间的概念是人设定的,在新事物面前人不分年龄,考古人永远年轻。”霍巍的声音透着半生的沧桑,浑厚中又让人感受到蓬勃的朝气。

  岁月不掩儒雅,白发仍是少年。这位从边防哨所走出来的考古学家,曾经无数次拨开风尘与历史对话,让人类的历史不再停留于想象,更在一次次上下求索中,走向一座座荒丘、踏上一片片热土。

新兵、班长、考古学者

“命运选了路,却为我留下终身遗憾!”

  接触考古之前,霍巍是一名驻守在中缅边境的战士,“雪林哨所”已成为刻进他生命的名字。

  1977年1月,霍巍来到边防军营,新兵班长推荐他到团直属勤务队,他却选择了远离机关的边境一线哨所。

  当时的中缅边境形势严峻,部队掀起了练兵备战热潮,全团从各连抽调战士组建“尖子班”,军事素质拔尖的霍巍成了班里唯一的新兵机枪射手。

  虽说是新兵,但没一个老兵会小觑他。为了进一步提升轻机枪点射的命中率,霍巍在老兵教学的基础上刻苦训练,不停琢磨,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法,使射击成绩又提升了一大截。老兵们称他是“爱动脑筋又能吃苦的好兵苗子”。

  由于军政成绩优异,第二年霍巍当了班长。正值哨所搞基建,所需的砖块、水泥、石棉瓦等建筑材料需要运上山。霍巍带着全班,早晨每人揣俩馒头往山下走,背上材料就往回走,十几公里的山路一步一步挪,每天一个来回。霍巍体力好,每次都先回来。为了不拖延施工进度,他把自己的材料送到后,常常再返回接应班里的战友。有时需要进山伐木,晴天还好,下雨天深一脚浅一脚,扛一根木头回来甚至要一天一夜……

  什么是苦?退伍近四十年后,霍巍告诉我们:“吃过当兵的苦,往后遇到啥事都不叫苦了。”

  高考制度改革后,霍巍以优秀班长身份参加了全国统考,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上学期间,边境战争爆发,昔日的战友被分散到各个部队奔赴前线,当最要好的战友牺牲的噩耗传来时,霍巍在宿舍里蒙着被子痛哭不止。

  “命运给我选了路,让我没能和战友们一起上战场,这是我终身的遗憾。”霍巍说,“我现在的一切,都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,所以绝不允许自己干不好!”

  1983年,因学校师资紧缺,霍巍从部队转业,投身教育科研事业。1985年留校任教,期间先后破格晋聘为副教授、教授,任博士生导师,先后担任了历史系主任、文学院副院长、历史文化学院院长、校博物馆馆长、藏研所所长等职务,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,也成为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。

  这是他对战友的承诺,也是对自己的慰藉。

山洪、塌方、生死考验

“高原没有路,所以才要留下我们的足迹。”

  西藏远古的历史中,不乏神秘的传奇故事,这片人迹罕至的高原,吸引着无数世人的目光,霍巍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霍巍的父母当年都是进藏部队中的一员,他幼时曾随军在康巴藏区生活多年,和藏族文化结下不解之缘。

  1990年4月,霍巍与李永宪教授结伴前往西藏,寻找中印和唐蕃历史交流的足迹。高原考古,风餐露宿,是公认的苦差事。穿越茫茫戈壁,颠簸的路面磨破了机油桶,机油浸透了仅有的一袋大米,他们连吃了十几天“机油盖饭”;行车高原天路,眼见大片山石从山顶滚落,进退两难之际只能咬牙加速,用生命与滚石赛跑,险象还生……霍巍不怕苦和累,最担心的是无路可走。

  在蜿蜒的吉隆河谷,他和李永宪雇了5名背夫,徒步走了七天七夜,直到携带的干粮告罄仍无所获。仅剩的两包方便面混着采来的野菜煮了一盆糊糊,背夫们吃完最后一顿饭,纷纷扔下东西不告而别。有人说:“你们想找的东西,法国人在印度境内找了一个世纪都没找到,放弃吧!”

  李永宪问:“还走不走?”

  “走!正因为没有路,才更要留下自己的足迹,这样后人才会有路走。”霍巍的坚定一如在哨所当兵的时候。

  正当两人在野岭荒原中苦苦探寻时,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,让两人眼前一亮:“马拉山口正修水渠,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,你们快去看看,不然可炸啦!”

  这块涂满酥油、挂满哈达的石头,就是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,被誉为“20世纪以来中印和唐蕃交流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”,当霍巍用开水化开洗衣粉刷干净碑面后,他知道自己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门。

  “虽然跋涉于荒丘,但正是我所向往的热土。”西藏考古三十年,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,从“大唐天竺使出铭”开始,史前的“细石器”、比文成公主进藏历史更早的丝绸、茶叶、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、金银器、珠宝、香料等不断被探知、发现,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,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,让神奇瑰丽、扑朔迷离的西藏文明,不再停留在“据说”和“相传”。

传承、创新、融会贯通

“走自己的路,探索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。”

  今年初,“三星堆遗址”再次冲上热搜,一件件“国之重器”的上新,引发了新一波的“考古旅游热”,其中一件被网友称为“月光宝盒”的青铜器,正是霍巍命名的龟背形网格状器。

  “近年来盗墓文学风行一时,但考古并不像网友印象中那么惊险、刺激、充满神秘,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枯燥和琐碎的。”霍巍说。

  1992年,西藏的文物普查工作告一段落,但霍巍还有个心愿未了。那就是西方学者曾说过的“西藏没有石窟寺”。

  “西藏自古佛教兴盛,可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,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,这是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‘缺失的一环’。”霍巍疑惑不解,从未放弃过寻找。

  一次,霍巍和李永宪结束调查返回住地的路上,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要搭车,霍巍随口问了一句:“你放羊的时候,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?”

  少女点点头,霍巍大喜过望,跟着女孩儿来到一处断崖,一抬头惊呆了:密密麻麻的洞窟好像蜂巢一般,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崖壁上。

  霍巍带着考古队员手拉着手爬上崖壁,当走进其中一个洞窟时,他的眼泪几乎流下来:中原风格的龙凤、波斯风格的双狮、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、菩萨……洞窟中的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,壁画的用色大量采用青、绿为主的冷色调,含蓄而内敛,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,想到了丝路敦煌……

  这就是被誉为“高原敦煌”的皮央东嘎石窟群,霍巍曾心心念念的佛教艺术发展“链条”中的重要一环,终于补全了。

  “志之所趋,无远弗届,穷山距海,不能限也。”西藏考古三十年,霍巍一直在寻“路”。这条路不止是无人区里未知的方向,不止是不同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,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之路。

  还在求学时,考古学界中有人“言必称西方”,霍巍则始终坚守着四川大学几代人苦苦探寻的目标,坚持在经典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,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路。

  “耕耘在祖先耕耘的土地上,走出自己的路、说出自己的话 、尽到自己的责。”霍巍说,如今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川大考古系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,在山地考古、西南考古、道教考古、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,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。

  记得离开部队前,霍巍来到曾经服役的地方。在云南文山烈士陵园,站在战友墓碑前,他久久无言。临行前,他在墓碑前放下一束鲜艳的山茶花,还有一块高原上洁白的砾石,以此陪伴长眠于此的战友。这种常用来铺路的石头,正像霍巍和他的战友们一样,将自己的梦想和生命,铺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。


  记者手记

半生归来仍少年

  受疫情影响,采访霍巍教授是通过电话进行的。当得知我也是一名退役军人,霍教授不等提问就打开了话匣子。

  时隔39年,霍教授对“雪林哨所”的一切记忆犹新,甚至伐木路上的一块歇脚石头,都会让他谈兴大发。因为记者也曾是一名边防战士,他兴致盎然地问起如今的边防生活,全程与其说是采访,不如说是两个久别重逢的战友在追忆军旅。

  只闻其声,足见赤诚,这是一种当过兵的人才有的赤诚。霍教授告诉我,他虽然年龄大了,但部队给予的强健体魄、坚强意志影响了他一生,在高原风餐露宿没生过病,在生死绝境中没想过放弃,平时里温尔儒雅,但和年轻人打起篮球来,一样的生龙活虎。

  归来仍少年,这是一个边防老兵应有的精气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