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求恩带我救伤员——抗战老兵苏英回忆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故事

  新华社石家庄9月1日电题:白求恩带我救伤员——抗战老兵苏英回忆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战故事

  黎云、孙鲁明

  95岁高龄的苏英如今每顿饭都要吃些肥肉,这算是他晚年生活中一个比较特别的生活习惯。在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女儿家里,苏英每天还都坚持读书看报做笔记,还养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做伴。

  出生于1925年的苏英,家乡是今天的河北省顺平县——在抗日战争期间,顺平县原名完县,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,是抗日武装活跃的地方。

  “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打,在村里烧杀抢夺。”苏英回忆说,“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了,我也没有其他事,倒不如守守村。”苏英说,“七七事变”以后,民众的觉醒和反抗意识日益强烈,12岁的他成了村里儿童团员,开始接受进步思想,参加抗日斗争。

  日常巡逻放哨、给部队送信,有时候也跟着文工团的同志们唱歌跳舞,还组成了小剧团演街头话剧……有了“组织”的苏英在儿童团里过得简单快乐,一天一天成长起来。

  《支前歌》是当时苏英的最拿手歌曲——那其实是一首后方妇女抗战支前的小调,并不是小男孩唱的歌曲。直到现在,苏英还能哼唱起曲调:“小小的灯儿暗幽幽,丈夫打仗把我丢,不悲不伤我也不愁,给他缝件衣裳解忧愁……”

  不过,这种简单快乐的儿童团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。1938年,白求恩辗转香港、延安抵达晋察冀军区。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不仅给缺医少药的根据地带来了药品和器械,还开始着手培养根据地急缺的医护人员。

  “当时部队的作战任务很重,腾不出人手,就号召儿童团员去卫生所学习。”苏英说。上过高小、可以识文断字的他已经算是有些文化了,于是被送去参加卫生员学习班。

  在河北省唐县的牛眼沟村,苏英第一次见到了高鼻梁、蓝眼睛的白求恩,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白色人种的外国人。“他为人特别和气,对我们小孩子也格外好。”苏英说。

  苏英那时候并不知道,这位加拿大人后来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。起初,苏英甚至不知道他叫“白求恩”,只是知道这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外国人特别忙。

  “他总是在工作,没看到过他休息。但他的中国话说得很费劲,翻译得一直跟着他。”苏英说。

  就这样,白求恩成了苏英的老师。“上课也没有固定的地点,有时是老乡家里,有时就在空地上。”苏英说,说是学习,其实没学几天就开始工作了。但儿童团员大多年纪只有十来岁,文化水平不高,面黄肌瘦没有什么劳力,只能帮着准备药品、照顾伤员吃饭,做些简单工作。

  “有的孩子胆子小,看到医生给伤员做手术到处是血,当场就吓哭了。”苏英说。

  白求恩面对这群毫无医学基础的小学员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,消毒、止血、包扎、固定……每一步都躬身示范。

  “头部处理是最难的,伤口的消毒范围要大一些,还要多次消毒,包扎时纱布要折三折再打结,这样才固定得好。”多年过去了,头部伤口如何处理,苏英仍然记得很清楚。

  1938年的晋察冀地区,敌后游击战争打得艰苦卓绝。“周遭几乎每天都在打仗,无论是哪儿,只要枪一响,我们就要冲上去救伤员。”苏英说,处理得多了,也就习惯了。

  很快,初进卫生所时见到血被吓哭的小伙伴也迅速成长了起来,可以跟随部队保障作战行动了。而几乎每一次,白求恩都与大家在一起。“有一次,我们正在吃午饭,前边打起来了。白求恩大夫跑过来,用简单的中国话招呼我们,‘走!走!’”苏英和几个小伙子扔下筷子就赶过去。

  在那段岁月里,苏英还曾跟随白求恩一起,抢救过一名日军伤员。苏英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。日军伤员的头部被子弹擦伤,被救下来时满脸都是血。发现是日本人后,苏英恨不得上去补上一枪,不太愿意上前包扎。

  这时候,白求恩已经来到了跟前,给日军伤员消毒、止血、包扎,一刻没误。这一幕给就在跟前的苏英上了生动的一课,懵懂中明白了人道主义的含义。“不管是哪边的,我们卫生兵上去以后,只要是伤员都给抬下来救治。”这是苏英从白求恩身上学来的道理。

  后来,这名日军伤员的换药任务交给了苏英。“他病愈离开病区的时候,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,不停鞠躬。”苏英说,这位日军伤员后来留了下来,加入反战同盟,成了反法西斯战士。

  没过多久,苏英也离开了卫生学校,跟随部队奔赴前线。在一次战斗的间隙,他辗转得知了白求恩去世的消息时,完全不敢相信,“白求恩大夫那样一个艰苦的人,走到哪就住到哪,走到哪就吃在哪,除了看病就是教年轻人,一心只想着多救人。怎么会呢?”苏英喃喃自语良久。

  1945年8月,抗战已经接近尾声,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着手夺取塞北重镇张家口。已经20岁的苏英行军到宣化时,主攻部队已经攻下张家口。“敌人用大锅炖的猪肉,还在火架子上吊着,我们来了刚好吃现成的饭。”苏英说到这里,哈哈大笑起来。